“要说投资啊，还真不如买点连环画来得实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连环画馆的一位商家正在和前来买连环画的人聊着天，“炒房吧，太贵，炒不起；把钱存在银行吧，越来越不值钱；但连环画不一样，看完了放在那，过个几年说不定能翻多少倍呢。”

《经济》记者清早来到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不同类型藏品分别陈于相应的馆内，记者走了一圈发现，唯有连环画馆人气稍微足一些，商户不到十家，几乎每家都有人在询问。

来自天津的孙先生是这里的常客，他每周平均会来两次，“收藏连环画这种品类的群体大概是40岁左右，我们是翻着连环画长大的，有感情。”像当年的《白求恩大夫》、《红小兵张建国》、《紧握方向盘 一心为人民》，都或多或少有些回忆。“现在这些连环画一般只看一遍，然后就收藏起来。”

什么时候这个承载着时代烙印、充满文化记忆的连环画华丽转身，成为投资爱好者争相追捧的投资品呢？

几度繁荣

巴掌大小的连环画最早能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石印技术进入中国，率先在上海诞生了《点石斋画报》。1884年，这本画报上记录下了朝鲜东学党事变过程的十幅 连续画，这就是连环画最早见于石印画报的例证。

随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长篇小说用每回绘一插图的形式被表现出来。1913年左右，这种“小书”除了时效性，还有娱乐性，深受群众欢迎。当时“小书”的读者多半是少年儿童和劳苦大众，他们没有多少钱来买书，因此多采用租书的方式来看书。与此同时，出版商可以根据读者不断增加的阅读要求，绘制大量新书出版，做到双赢。

到了1927年，世界书局开始涉足“小书”的出版领域，“小书”有了正式的名字——连环图画，后来人们又渐渐略去“图”字，亲切地称之为“连环画”。

谈及其受欢迎程度，可从文学大家茅盾先生在1932年发表的《连环图画小说》中略知一二：“上海街头巷尾像卡哨一般密布无数小书摊。”

抗战胜利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连环画家，其中较为出名的有钱笑呆、陈光镒等。鲁迅曾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强烈申明连环画在古今中外“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并告诫从事连环画的艺术工作者，特别要注意连环画使群众“能懂、爱看”，但不可迎合和媚悦大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环画艺术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期。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宣传政策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这一时期，连环画作品充实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其不仅是青少年的重要课外读物，也是许多成年人文化娱乐的重要内容。

1950年，国家对连环画的出版单位进行重组，这一时期连环画出现了繁荣局面。像吴湖帆、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这样的国画大师也投身连环画的创作中，极大提高了连环画的艺术水准。比如，画家丁斌曾、韩和平绘制的十册套《铁道游击队》，从195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到1962年全套出版完毕，此后这套书共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在那个时代有很大影响，也是迄今为止印量最大的连环画艺术作品。

1978年，改革开放的步子逐渐加快，连环画艺术迎来再一次高峰，这时连环画题材更为广泛，艺术性也更高，无论老一辈艺术大师，还是年轻的连坛后辈，均焕发出超强的艺术创造力，连续诞生了一大批艺术佳作，比如刘旦宅绘制的《杜甫》，施大畏绘制的《密林擒敌》，徐有武绘制的《嫦娥奔月》等。

时至今日，人们的娱乐生活更为丰富，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多元，连环画已没有了当年的繁荣与辉煌，但连环画收藏队伍越来越大，而且年龄层次、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精神财富

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连环画馆内，《经济》记者听连环画收藏名家马建国讲他那个年代关于连环画的记忆——“搬个小板凳，捧起连环画就如痴如醉地看起来，很多时候，连环画中的故事能影响人的一生。”

马建国清楚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一户四口之家，家里有一块匾，写有“勤与俭”。父母健在时，日子过得非常好。当父母都离世之后，老大和老二分家时，老大拿了“勤”那部分匾，老二拿了“俭”那部分匾。但老大无论怎么勤，日子过得总不如意。老二无论怎么俭，仍然没有钱。老大老二琢磨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老学究，老学究得知情况后，告诉老大：“你每天这么勤快，但这种勤快是漏斗打水，有去无回”。告诉老二：“你不勤快，再怎么节俭也是坐吃山空。”

由此可见，勤与俭这两个字是分不开的，只有这样才能过得好。马建国是在连环画中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么多年，故事中蕴含的道理时时提醒着他。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连环画收藏，都是如此，需要勤与俭搭配。”马建国说。

连环画并不好找，这就需要收藏者勤快，“在市场中多跑。”当年他没事儿就往潘家园、报国寺等地跑，几乎成天泡在里面。

刚开始时，马建国也同刚进入收藏连环画的新手一般不知哪些连环画的价值比较高。那时，他还采用了俭的策略，专款专用。“卖书的钱都用来买书。”

马建国向记者表示，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经常看报纸，找连环画相关的新闻，包括哪本卖了多少钱，哪本有什么价值，并随手剪下来，收到笔记本里，“时不时拿出来多想多思考。”

总体来说，连环画有两大种类。一类是同一部作品、同一个改编者、同一个绘画者，由同一个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开本、不同包装的连环画，像1950年到现在共出过六七种不同版本的《鸡毛信》。另一类是同一选题，由不同的作者改编、不同的画家绘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不同开本、不同装帧的连环画，像历史名著《三国演义》，全国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品种很多。

“版本的变化可反映两个问题：时代的变迁、印刷技术的改进。”马建国说。

以《鸡毛信》为例。“文革”前，书中的海娃是秃脑袋，虎头虎脑，十分可爱。他爹爹，同样画得朴实憨厚。“文革”版的《鸡毛信》变了样，海娃添了头发，爹爹也变得清秀，削弱了农民的形象。此外海娃的有些语言也失去了儿童的天真。比如老版的海娃伤好以后，连长去看他，问他想要什么，海娃脱口而出：“给我一支枪！”可“文革”版的《鸡毛信》，却将此话改为：“我要跟着叔叔干革命！”近年再版的《鸡毛信》，又将此话改了回去。这就是历史，是时代的烙印。

此外连环画内容的跨度很广，有历朝历代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可说是形象的历史教科书。

华丽转身

连环画收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情怀，一种连接历史、现代与未来的方式。这些年连环画已华丽转身，成为投资爱好者争相追捧的热门藏品。也正是因为这些书友，使得连环画在新时期有了延续。“现在市场上的连环画有老的，有再翻印的，也有进行创新的。”马建国说。

与其他藏品相比，收藏连环画更要耐得住性子。马建国手里曾有50年代顾炳鑫的作品。最开始14900元卖给了别人，后来过了3年，马建国碰见一本不如原来的，他觉得有价值，依然用10万元收了过来。再过半年后，马建国18万元卖了，之后又收了回来，半年前35万元卖了。

现在很多藏友寄希望在市场上捡到一个大缺本。马建国根据多年的经验，他认为“捡漏的机率不大，靠捡漏收好东西，这开始就没定位好。”

对于收藏投资连环画，马建国表示可以根据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甄选。第一，著名画家，如北京的徐燕蓀、刘继卣、王叔晖等；上海的陆俨少、程十发、刘旦宅等。第二，名家名著，如顾炳鑫的《渡江侦察记》、王叔晖的《西厢记》等是连环画经典中的经典。第三，特殊题材作品。像近年不断升温的红色收藏，这时候文革期间出版的连环画越来越受追捧，主要是因为它史料价值高，记录了那个年代发生的不平常故事。如顾炳鑫创作的《列宁在十月》，任率英、范曾等绘的《野心家吕后》，汪观清绘的《红日》，戴敦邦绘的《大泽烈火》等。第四，名家画作原稿，原稿的价值不在于清晰，而是在于其独一无二性。任何纸质读物的签名本，其经济价值都要大大高于非签名本，连环画更是如此。第五，作品发行存量。一般来说，版本越早、发行量和存世量越小，价越贵。以上海版《三国演义》为例，一套60本《三国演义》一版全新的，在拍卖会上可以卖20万元；而1980年版本的价位在500-2000元；近年再版的只能随行定价，由此可见版本价值的差异。

华丽转身之后会怎样？长远来看，马建国还很担心连环画的发展问题，连环画对创作者的眼睛要求高，“一方面老一辈画家没有精力进行创作，中年画家数量很少；另一方面年轻画家没有功力展现传统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