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昆武

　　迁入新居虽值得庆贺，但触目可及的“拆”字让人心情复杂。

　　我们垂头丧气和心慌意乱时，有保姆奶奶的慈爱与乐观相伴。

　　我们极热情地加入了“兴无灭资”的战斗。

　　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去年到云南，点名要见一个“有名的中国人”，叫“李昆武”。周围的中国人纳闷了，不认识这是谁。大使也纳闷了，这个人不是挺有名吗，在法国，人们靠看他的故事了解中国。

　　找了一圈才知道，原来李昆武是位漫画家，在法国出了一套书，就叫《一个中国人的一生》。

　　老李是地道昆明人，每天经过的地方来来回回就那么几条街。他把自己在这片小天地里50多年的生活，一五一十地画进了漫画，在法国成了畅销书。可实际上，他自己既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英语。出书之前，他甚至没怎么见过外国人，“照片上的马克思和斯大林除外”。

　　但外国人却对他的生活着了迷。他的书被摆进巴黎左岸老书店的橱窗，放在萨特咖啡馆最显眼的地方，还被翻译成10种语言，在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发行。李昆武凭借这本自传性质的漫画，入围了法国昂古莱姆漫画大奖，一个相当于“漫画界奥斯卡”的奖项，还被邀请参加今年的巴黎书展，见到了法国总统。法国教育部甚至用这本书当教材，教法国人学汉语。前不久，这套书还拿到了第10届中国动漫金龙奖特设的“中国漫画大奖”。

　　这一切都超出了老李的想象。他没想到人们会对一个中国人所经历的时代变迁感兴趣，更没想到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告诉他，他的漫画让他们想到自己的一生。

　　2005年开始创作这套书的时候，李昆武还在昆明的报社默默地当着美术编辑。那时候，他只是想跟法国人欧励行合作，讲“一个中国人的故事”。

　　关于历史，大家看法不一，但是关于人类共通的情感，可以超越政治异见

　　自打第一次见面，老欧和老李就强烈意识到对方的不同。老李不会说外语，老欧说不好汉语；老欧觉得老李是个“典型的共产党员”，而老李觉得老欧是个“自由散漫的法国佬”。

　　欧励行说，刚认识李昆武的时候，他老穿着一身绿军装来见面，说起话来严肃正经。老欧想聊点轻松的，问他最近有啥新闻，老李就会跟他聊，昨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说了什么什么。

　　其实直到现在，老李都还保持着这样的风格。他喜欢穿军装裤，戴帽子，因为“当兵7年，习惯了”。碰上谈得来的朋友，他还会拿着最新的《人民日报》，指着评论跟人分享，“你看看，这稿子写得不错！”

　　合作的第一年，两个人几乎什么都没画出来。因为虽然他们同意这本书要画“历史”，可他俩对“历史”的观点不一样：老欧觉得老李画的像“宣传画”，可是老李不明白，画历史嘛，不就是那些东西，京剧花脸，武术气功呗。

　　最后，老欧拉老李到自己的办公室，一边听老李回忆过去的生活，一边拿本子记里面可以出现在漫画里的生活细节——

　　上幼儿园赶上“大跃进”，每天的重要任务是跟着妈妈排队，等着去炼钢炉“大炼钢铁”，他们每天晚上都得回家找可以炼钢的材料，炒菜的锅、开门的钥匙……

　　上学当“小红卫兵”时，和同学结伴上街，边逛边“造反”，批评拍结婚照的照相馆“不能体现哥们儿夫妇纯洁的战友情谊”，批评公共澡堂是“剥削阶级贪图享受的方式”，甚至反对父亲带他去动物园，因为那是“资产阶级游山玩水的场所”……

　　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舞厅和麻将厅回来了，去夜校学习进修的人也多了起来。走在街上，到处都能听到曾经避之不及的“靡靡之音”，邓丽君的声音在唱，“何日君再来”……

　　而到了现在，在那个年轻时到处都在谈革命谈斗争的大街上，人们碰面聊的都是买房买车、出国移民。老李的儿子上小学要托关系，他跑到商店买茅台酒和红塔山，“一定要最贵最好的，我买了送礼用”……

　　欧励行说他听得很兴奋，决定把这些都加进书里。可是他很快发现，总有一些细节，老李讲着讲着就不说话了。比如，说起“文革”，好朋友的奶奶在厨房上吊自杀，他沉默了；身为党员干部的父亲因为一张大字报的“揭发”而被人带走，一去就是10年，他也不想谈。

　　“每次说起这些，他就说，这都过去了，没什么好说的。可这段时间的中国普通人经历了什么，正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故事。”欧励行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是那一代中国人闭口不谈的人生秘密。”

　　那段时间，欧励行让老李住在自己家，边回忆边创作。终于有天老欧下班回家，发现老李坐在房里，一边画画一边哭。拿过来画一看，画的是被拉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父亲。

　　画纸上，李昆武再次见到分别近10年的父亲。曾经昂着头在农民面前大谈革命工作的父亲已经变得憔悴，胡子乱糟糟的，眼角也长满如树皮一样的褶皱。李昆武抱着妈妈亲手炖好的鸡肉，在房间里东张西望，却完全认不出面前这个面容沧桑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经历了多年的劳动改造，曾经健谈的父亲变得沉默，他不再跟儿子强调“要做革命的接班人”。李昆武只记得，当时他跟父亲无言地坐在一起，望着月亮。

　　欧励行到最后也没去问老李，为什么这一幕会让他哭，但他指着其中一幅父亲衰老的脸部特写说：“也许他就是一边回忆一边画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父亲，仿佛透过画纸正在看着他吧。”

　　这个下午成为他们之间很少提及的秘密，但哭过之后，更多的人生秘密可以说得出口了。老李和老欧达成了共识——关于历史，大家看法不一，但是关于人类共通的情感，可以超越政治异见。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强烈的感情？在那个年代，吃就是最强烈的感情

　　李昆武在昆明有个小画室，他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的画稿。画室在老城区一栋高层大厦里。抬头是一整面墙的世界地图，背后是一整面墙的中国地图，压在书桌底下的是铺满一整张书桌的昆明地图。老李说，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符合毛主席的要求，“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他又给自己再多加一句，“心怀家乡”。

　　他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把每天的工作量化，定时定点地完成任务。就这样，他已经完成了包括《一个中国人的一生》等8本书的画稿。

　　他从自己的出生开始画起。他常常在陪母亲散步的时候，听她讲小时候的事情。那是1955年，一个“人民群众革命胜利的黄金时期”，虽然当时住着集体宿舍，全家最高级的家当不过是台收音机，但人们终于不必为打仗担惊受怕，母亲常常把不满周岁的李昆武放进小背篓里，哼着歌带他去买菜。

　　那时候，父亲对儿子最大的期望来自当时的报纸：“报上说，昆明一个出生不到6个月的女孩，就会说‘毛主席万岁’了！”

　　在那个打牌都得“争上游”的年代，他们围在竹编的摇篮边，不甘落后地教儿子说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可是，摇篮里的小婴儿只会支支吾吾地说，“妈……妈……妈主席？”

　　在这本自传漫画里，李昆武记录下了当时父亲的沮丧。他跟妻子抱怨：“我担心孩子的脑子不怎么灵光，也没叫他做什么稀奇事，我在报纸上看到，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好多像他这么大的孩子都能唱《东方红》了。”

　　所幸，虽然没能生下来就说“毛主席万岁”，李昆武倒也没“落后”太久。上学后，他就拎着颜料，在省委大院的外墙上画宣传画，不是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就是微笑着挥手的毛主席。他后来还参了军，成了专门画军队战士的宣传兵。他从没上过专业的绘画课，但在一遍遍临摹毛主席肖像的过程里，学会了画画。

　　父亲送给他一本1960年的《宣传画选辑》，成了他的“艺术启蒙老师”。老李在漫画里画着，父亲抱着还是个孩子的他，凑在台灯下一起看，边看还边给儿子讲解，“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好人，一边是坏人，苏联老大哥是好人，美帝国主义是坏人，喏，你看这张漫画，长着鹰钩鼻的，是坏人。”

　　长着鹰钩鼻的欧励行对这些内容没意见，但却跟老李在别的内容上吵了起来。漫画里，老李的父亲终于结束劳动改造，回到自己的家。母亲专门炖了一只鸡，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迎接久别的丈夫。他们一见面就哭，哭得说不出话，可下一幕画面就是吃饭，俩人并排坐在餐桌上，相互谦让一只鸡腿。

　　在那个食品并不丰盛的年代，母亲把大鸡腿用筷子夹给父亲，父亲舍不得吃，又让给母亲，两个人来来回回，争执着要对方多吃点，翻来翻去几页纸，全都是他们推让鸡腿的手。

　　欧励行对这段情节不满意，“他们10年没见了，应该有些别的吧，一对分离了10年的爱人，见面不可能就吃一顿饭。”

　　老李反问老欧，“见面不就是吃饭么，不吃饭还能干什么？”

　　“那他们接吻了吗？”欧励行说，“夫妻久别重逢，应该会有更激情的爱。你要把更强烈的感情画出来。”

　　老李毫不认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强烈的感情？在那个年代，吃就是最强烈的感情。”

　　这本书不是画给法国人看的，一定要回到中国

　　让老李意外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不理解他的不仅仅是老欧。他没想到“创作中的最大敌人”，竟然是自己身边的中国人。

　　坚持用笔作画的老李直到现在都不会使用电脑，所以总要找个年轻助理帮他。可他找来的80后助理，却总让他“叹为观止”。

　　“几乎在每一页每一幅图，都有年轻人看不懂的谜题。”李昆武说，“到最后几乎是我给他重上了一遍历史课。可我讲的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内容，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我从小最讨厌看历史书，可是没想到，我自己画的这本书，好像变成了本历史书。”

　　后来，老李但凡找助理，都要先发问，“上一次摸纸质书是什么时候？”可最常见的回答相隔时间都挺远，“上学的时候，课本。”

　　在老李长大的昆明，在街上找一家酒吧要比找一家书店容易多了。老李有时候会去离家最近的书店转转，那是家两层楼的大书店，可每次去逛，他都感觉自己走进了“廉价服装批发市场”，一张弹簧床，铺满一摞书，旁边还摆个纸片，“十元三本，会员优惠”。

　　翻开那些书，没几本老李看得上的——不是在教人炒股，就在讲解职场人际关系，还有的书他连书名都看不懂——《我不是教你诈》。回家打开电视机，即便抗战剧也“不怎么能看到历史，看到的都是俊男美女谈恋爱”。

　　老李发现，对过去的历史不明白的不止是自己的80后助理。他去复印店打印画稿，复印店小妹一边整理打印出来的画纸，一边指着上面的军人服装说，“哦，你在画八路军啊！”

　　李昆武认真地跟眼前这个看上去20多岁的年轻人说：“小妹妹，这不是八路军，这是解放军。”

　　结果，小妹似乎没听出其中的区别，答复他：“是吗？那不是差不多吗？”

　　“从八路军到解放军，中间隔着多重要的历史，现在的年轻人居然分不清楚！”李昆武说，“当时我就觉得，我的书不是画给法国人看的，是画给中国人看的，是画给中国年轻人看的。”

　　让他有点尴尬的是，他发现有时候，他的外国读者居然比中国人更懂自己。有次在昆明跟学生座谈，在场的法国留学生竟然能够说得清老李书里的背景情况，甚至还能清楚地列出每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年月。

　　恰好那次，有个中国学生问他：“为什么你的书不在中国出版？”

　　“那个时候我就告诉她，我的书一定要回到中国，不然就没有意义了。”李昆武说。

　　我画的并不是政治，我画的是我的一生

　　今年，《一个中国人的一生》由三联书店推出中文版。当时有人挺惊讶，因为这套漫画多少有点与众不同，提到了“颇为动荡的时期”，有“大跃进”时期吃一锅饭的人民公社，也有“文革”时贴了整整一面墙的大字报……各个历史时期都被李昆武收进了画里。

　　“我第一次到法国参加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政治问题，当时我就很意外，我是来宣传书的，但大家看到的似乎都是政治。”李昆武说，“可是我画的并不是政治，我画的是我的一生。”

　　中文版的责编颜筝说，她第一次从版权代理那儿听说这套书的时候，对方也提到了其中的政治话题。但是，当她把书拿回家看完之后，她发现里面并不是政治，而是“平民情感的记忆”。合上书，她记住的都是老李经历的那些生活细节——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给紧张，他在幼儿园吃午饭时，偷偷把碗里的肉片藏在口袋里，带回家给缠着小脚的保姆奶奶吃。

　　爸爸爱讲革命大道理，可还是个孩子的儿子不愿听，爸爸就让他在自己脖子上“骑大马”，淘气地抓着头发“拔草”。

　　他不爱学英语，念不出来的时候，就偷偷在英语字母底下标注上汉语发音，“龙里夫采眉毛”（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虽然这些细节属于生于1950年代的老李，可它同样让颜筝这样的80后感到亲切。她第一次在画面里看到了她所不熟悉的年代，“既不像影视剧里那么夸张，又不像书本教材里那么冷冰冰”，从没见过的历史记忆，形象地出现在眼前。

　　出版时，她还特意在书的封底印上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评语：“这部形式独特的中国平民史诗记录下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关注普通中国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日常生活，真实、亲切，打动人心。”

　　在德国签售时，有位老人对李昆武说，“我在你的书中看到了自己”，“虽然你在讲一个中国故事，但却让人想到了自己的生活”。

　　他告诉老李，他小时候正值二战结束，德国人常要饿肚子。老李小时候饿得只能在墙上画一大桌好吃的，看着解馋，而他则是被妈妈拦在家里不准出去玩，怕饿了没吃的。所以，现在他总爱饭后散步，算是弥补当年的遗憾。

　　有一次，在欧洲的读者见面会上，老李叫翻译帮他问个问题，“你们在这本书里最喜欢谁？”

　　有人说喜欢缠小脚的保姆奶奶，有人说喜欢小群的奶奶，因为她们慈祥又善良，直到今天都让人感到温暖。

　　在那个到处都在挖防空洞的年代，小群的奶奶牵着害怕打架的孩子们的手，陪他们参加防空演习。第一次参加防空演习的李昆武紧张得摔倒了，栽进田地里的粪池，弄脏了衣服，沮丧地哭了起来。小群奶奶拿玉米叶替他擦衣服，哄他不要哭，“你看，没事了吧？生活就该这样，保持希望，不要动不动就垂头丧气。”

　　不过，让老李意外的是，居然有人说，最喜欢书里面的父亲。

　　老李问他，父亲的政治观点与你们的都不一样，你们不是讨厌这样的人吗？

　　他直到今天还记得那个观众的答案：“但他是个好人，是个好爸爸。”

　　如果你有记忆，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虽然漫画卖得不错，可是老李还是有心事。前些日子他跟老战友叙旧，两个人聊起了钓鱼岛的新闻。在一旁的服务生一直打岔插嘴，想参与他们的讨论。让老李迷惑的是，这个看上去顶多18岁的小伙子一会儿坚持说，“钓鱼岛必须打下来”，一会儿又言之凿凿地强调，“钓鱼岛不能打”。

　　老李问他：“你为什么说钓鱼岛必须打？为什么又说钓鱼岛不该打？”

　　小伙子告诉他，网上都在说这事，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

　　“我看到他觉得特别痛心，他没有判断，只有观点，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人云亦云。”老李说，“因为没有记忆，不懂得历史，又急于求成，才想一味追求结论。”

　　这个年轻人让他想到年轻时的自己。那时候，他也讨厌看书，讨厌动脑子，碰巧赶上一个不必上课的年代，他就乐得跟小伙伴出去疯玩。大家都说要“除四害”，他就跟着打苍蝇、抓老鼠；大家都说要“扫四旧”，他就跟着冲进陌生人的家里，烧了古字画，砸了雕塑品；后来，满大街贴满了大字报，他也跟着凑热闹，“揭发”跟自己闹别扭的同学家事，写成检举信，边吆喝边在路口分发……

　　那时候，才十几岁的李昆武只觉得“太好玩儿了”。直到有一天，大家推搡着他在老师脸上画“资产阶级乌龟”，他才意识到“一定是哪儿错了”。没过多久，就着手电的微光，他和妈妈在那些“令人生畏的大字报”上，读到了身为干部的父亲的“罪行”。第二天，父亲被陌生人带走了，一别数年杳无音讯。临别时专门为父亲炖的鸡，都没来得及吃一口。

　　漫画里，老李记下了当时那分疯狂后的懊悔和悲伤。他跑去找朋友小群，结果她却一个人抱着膝盖坐在家门口。她的父母也被人带走，而她的奶奶，那个曾经替孩子擦眼泪、教他们要保持希望的奶奶，因为绝望吊死在厨房里。

　　两个失去亲人的孩子坐在空荡荡的屋子前，久久不说话。后来，李昆武替小群写寻找父母的字条，像当初贴大字报那样发出去，可曾经贴大字报的墙壁，早已贴满了寻亲启事，没了空地儿。他对小群说：“大字报的事，你说得对，我们真应该把它们全烧掉！”

　　“如果你有记忆，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李昆武感慨道，“可现在好多年轻人看看微博上的观点，就拿过来当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

　　老李说，小时候做了错事，长大了就总想着“赎罪”。他现在得空儿就爱往文物市场跑，看到跟当年打砸时相似的东西，就花钱买下来。他甚至有次买下了一套日军侵华时期的老照片，并把这段历史画成了漫画，叫做《伤痕》。

　　虽然每天都在画这些试图记录历史的书，但即便是他的家人，都没能读得下去。老李的女儿在时尚杂志社工作，看完漫画初稿却“几乎什么都没记住”。在英国工作的儿子，直到看到《卫报》报道，才打电话给老爸：“原来你出了这样一本书？”

　　“也许现在，人们还不愿意看我的书，但100年以后，当人们想知道，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就一定会再次想起我的这本书。从这本书里面，他们就能找到答案。”李昆武半是无奈半是笃定地说。

　　欢呼时会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依然是“毛主席万岁”

　　老李笑称，他最怕“认真的读者拿着漫画找我算账”。因为如果有人真的按照漫画里的场景去找，昆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较真的读者，他将找不到父亲办公的地方，那里已经卖给投资公司当办公室了；也找不到“斗私批修”的会场，那里现在变成了小商品自由市场。甚至，在这套书的封面，老李拿着画笔画宣传画的墙壁，现在都变了模样——它变成了昆明夜晚最热闹的酒吧夜店一条街，一过午夜就会弥散着酒精和香水的味道。

　　只有站在大院门口穿着军装的哨兵，能让老李感到一点点熟悉。可哨兵旁边的服装店，又把他拉回了看不懂的陌生时代——那是一家叫做“绝对诱惑”的女装店，昏暗的房间里，挂着一排排低胸晚礼服。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三个时代。建国初期的金色时代，十年‘文革’的动乱时代，还有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时代。”老李常常跟小助理掰着手指算，“三个时代，个个不同，全被我们赶上了，正好是我们这辈人的整个人生！”

　　在漫画的第三册，老李自己也惊讶于笔下这个复杂又多样的“第三个时代”：

　　路边认识的收废铁的小夫妇，“下海”成了老板，赚了一大笔钱，开起了连锁餐馆。

　　国营工厂的工人们凑在一起开玩笑，面对可能到来的“下岗”，嘻嘻哈哈地编着顺口溜：“老板老板行行好，我是国企大元老，以前混过红卫兵，文化知识没多少，从今往后跟您跑，铁饭碗我不计较，给泥饭碗也是宝……”

　　老李说，虽然有时候并不理解，但他也只能把眼前的生活记录下来。比如，他画桑拿城里认识的小妹挤大巴回老家，参加山里祖父的葬礼，虽然人们依然按照老传统，吹喇叭放鞭炮，可烧的纸已经变了样——有人烧纸糊的“凯迪拉克”，有人烧纸的名牌服装，还有的纸钱叫做“路路通”，上面用英语印着“The Bank of Heaven（天堂银行）”。

　　每天白天画完这些漫画稿，李昆武就会回到小时候住的大院，陪还住在那里的妈妈散步。他们会走过父亲遭批斗的马路，路过小群曾经的家，经过小时候批斗老师的学校。

　　眼前的一切都不一样了。贴满大字报的墙壁早已拆了，种上了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曾要在老师脸上画“资产阶级乌龟”的会场，现在变成了学校里的面包房。学生坐在路边的板凳上，吃着冰激凌。

　　老李说，有时候他觉得“记忆很不真实”，“看着眼前的一切，会有种错觉，仿佛过去的日子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总有一些小事，让他重新记起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比如，眼前的这些学生，高兴时总会大叫“耶”或者“哇塞”，但是对生于1950年代的他来说，欢呼时会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依然是“毛主席万岁”。

　　（本版图片均由李昆武提供）

上一条:“喜羊羊”被批暴露中国动漫产业    下一条:惠州举办消防宣传漫画创意大赛